《台北城中故事》府前街与新高堂:村崎长昶的生意人生

作者: 来源:日报手机 时间:2020-06-10 17:20:54 浏览(784)

思想,应该是奔放的鸟,所以当人仰望天空,脑袋会自由转动。然而,台北人的脑袋,在何时开始自由?脑袋内的思想,由何处开始奔放?这段缘起,应该要从一百年前的书店街说起。

书店街,无疑就是指重庆南路,更準确来说,是重庆南路一段北段、忠孝西路至衡阳路的六百公尺。这里曾是台湾密度最高的知识火力区,例如东方、商务、三民、正中、世界等,一九五〇年代三分之二的台北市书店及出版社开在这里,一九八〇年代中期登记有案的出版社数量高达七十七家。

一九一五年时,重庆南路还称作府前街,原因是其位居台北府衙之前,算是清代台北城的遗绪。由一八九八年的小文具商发达为台湾书店龙头的「新高堂」,这一年风光盖起整栋面宽三十公尺、楼高三层、卖场两百七十坪的红砖新厦,打开了之后一百年的书店盛世。

创立于一八九八年的新高堂,如何在一九一五年站在台湾的出版浪头上呢?

《台北城中故事》府前街与新高堂:村崎长昶的生意人生

府前街与新高堂:村崎长昶的生意人生

号称台湾书店街始祖的新高堂,创业过程其实也是历经坎坷。

日本在日清战争(甲午战争) 获胜后,二十五岁的村崎长昶透过亲友协助,于一八九五年以一个「陆军省雇员」的身分来台湾,在总督府内处理土地买卖的工程及登记业务。

志不在小官场的村崎长昶,很快就辞职并在石坊街(今衡阳路)挂起「村崎事务所」招牌,包揽些小工程,做些不动产的买卖租赁,事业小有成就。不过纵横商场难免杯觥交错,惹得老婆很不满酒肉厮混的人生,频频催他换一行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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村崎的人生果然在一八九八年来了个大转弯,以「新高堂」为名做起办公文具、运动器材的买卖。初始获利不甚理想,一年只赚三百圆,但他的生意鼻已经闻到书的财气,一九〇〇年二月更名「新高堂书店」,营业额日渐攀高。

等到一九〇四年时,日本在日俄战争中屡传海战捷报,台湾跟着吹起新闻热风。内行的要看船期、外行的陪看热闹,不管内行外行都得到新高堂争睹时局。战争财宛如水银洩地来到:

初始仁川海战大胜报导传来,官民热狂,不期竟有数百人聚集,在市内游街高唱万岁。日俄战争杂誌每期进货前预约单已先杀到,五百本或一千册皆不敷供应,十五钱订价喊卖二十钱亦瞬间售磬。

──《记忆的追寻:八十年回顾》(记忆をたどって:八十年の回顾録)

他赌对了人生牌局的最关键一手。杂誌热潮带动书本生意,村崎的书店成了黄金之屋。卖书的获利,村崎长昶从不讳言「全数投入购买不动产」,很快累积了商业资产及政治头衔:台北市会议员、台北商工会议所议员、台北书籍商组合长、台北信用组合长、台北中央市场取缔役、东海自动车会社取役……。

这个时候,书店街虽有一撇,但还不成气候。

一八九八年新高堂开店之初,附近也开了几家同业,有名的像是并木书店、太阳堂书店、城谷书店。不过之后十年间,却纷纷消声匿迹。原本小有规模、也取得小学校教科书特许的并木书店,突因家庭变故而歇业;太阳堂书店本来要增资改建,后来计画遇挫就一蹶不振到关店;而号称台湾日文书店始祖的城谷书店,以出版情色报导的《花柳粹誌》及通俗小说而享豔名,也因店员盗用公款而一夕倒闭。

幸而不久,文明堂、杉田书店两家艋舺的日文二手书店搬来,城内勉强算是群聚了几家书店。文明堂与杉田书房都在西门街(今衡阳路一段),距离新高堂不到一百公尺,不过规模远逊新高堂。战后,两家书店随着整排的日式街屋消逝,今天只能勉强看到黑漆的砖壁与剖半的山墙。

所以一九〇〇年代的台北,书店街尚未真正成形。几家书店各做独门生意,卖的书虽然不是清末书斋那种私塾册、日用书,但层次也不太高,主力是教科书,其次是时事杂誌。

还有,绝不能忘记这里是殖民地。总督府一九〇〇年就颁布《台湾出版规则》管制本地出版品,日本输入的书刊也要检阅,所有不利统治者的言论一概禁入。熟悉政商的新高堂主人岂敢捋总督府之鬚?进书前必由村崎本人严选,因此思想成份也未必浓稠。一九一五年出生的台湾文化先觉林衡道,回忆他年轻的新高堂:

入门显着的地方摆满通俗杂誌和文具,至于极少量文学方面的书籍,以及其他教科书之类的书籍,都放置在后面不显眼的角落。

这些通俗杂誌,第一畅销的是保守派综合杂誌《キング》(KING),其他就是《妇女俱乐部》、《主妇之友》、《少年俱乐部》、《少女俱乐部》、《少女之友》之类的教养刊物。村崎的谨慎,至一九三〇年代依旧。不要期望在这里买到矢内原忠雄那本痛快的《帝国主义下的台湾》,也不要期望看到自由派或社会主义的政论杂誌《中央公论》及《改造》。不光是介绍佐藤春夫〈殖民地之旅〉、大鹿卓〈野蛮人〉的内容看不到,实际上查禁已是家常便饭,偶尔几期通过检阅摆上柜子,反而稀奇。

思想,未必真的奔放。

村崎的生意脑也在一九〇五年转进出版,作风一以贯之:

「检阅须平安、内容讲实用,批判思想敬谢不敏。」

出版的创业作品《领台十年史》,就有配合政令的味道,而且邀到后藤新平作序,展现不凡人脉。其他像是《台湾警察要论》、《台湾皇民鍊成讲演》,也不意外是新高堂的风格。出版的主力,不意外就是考试参考书、地图、绘叶书(风景明信片)。不久总督府再招标全台小学校教科书特约供应商,新高堂一如预期又中选。託新式教育之庇荫,新高堂日愈发达,还包揽到台北帝大、台北高校、医专的图书採购业务,称霸台湾教科书市场。

《台北城中故事》府前街与新高堂:村崎长昶的生意人生《台北城中故事》府前街与新高堂:村崎长昶的生意人生

新高堂这种包揽採购业务的书店,怎幺够格作为重庆南路的思想先锋?确实,一九○八年之前,不只新高堂的书店格局不开放,台北的都市格局也很封闭。纵贯铁路虽然已经开通,但若由新高堂往东南西北走去,不出几百公尺都会撞到城墙,实在不是流动的空间。

这座台北城,是财政耗弱的清帝国的最后一座府城,历时八年于光绪十年(一八八四)完工,城内相当空旷,只有抚台衙门、布政使司、台北府衙、文庙武庙、天后宫、书院等零星的官方建筑物,以及北门、西门附近有几间民间店铺。城内有街道可行,但多是半途断路,有城门联外,但全城仅开五个。

地理空间这幺不流动,无怪人们难相会、思想难自由、书店不会起飞。

台湾于一八九五年进入日治时期,台北成为岛都。日本六月登陆了第一批统治队伍,就住在城墙守护的城内,为保安全并不轻易外出。统治的前五年,台北的三个市街依然彼此分离,依然不太流动。这个台北还没有八方云集的流动客源。唯有等到台北推动「市区改正」,新高堂和书店街的故事才会开始。

市区改正的实施基础,是民政长官后藤新平在一八九八年启动的全台土地、户口、人种、旧惯大调查。日本政权实地搞懂了台湾市街,就要动手规划新都市了。一九〇〇年开始,先是「城内市区计画」,打穿城壁加开九个新城门。府前路上的新高堂原本向北走会撞墙,这年已经可由「北东门」通向大稻埕。

一九〇一年再出现一个「台北城外南方市区计画」,在城南地区闢建官舍,日本人第一次移到城墙之外工作及生活。一九〇五年意义不凡的「市区改正计画」登场,不只将艋舺和大稻埕都纳入规划,而且决定拆除城墙。

《台北城中故事》府前街与新高堂:村崎长昶的生意人生

那一堵阻隔流动的厚实城墙,终在一九〇八年全部敲光。旧址改建为中央车道、两侧绿带的「三线道」,宽度平均六十公尺,就是现在市区四条离奇大的干道:忠孝西路、中山南路、爱国西路、中华路。

城墙拆掉,人事物流动就容易了。一九〇八年纵贯铁道恰巧也通车,面临北三线的台北駅;十月「台湾铁道旅馆」开幕,是全台第一家西式饭店,也是整个日治时代台湾最高级的饭店。红砖外墙、大厅挑高、从刀叉到马桶都是英国舶来品。由新高堂走来这里,花不到十分钟。

拆掉城墙的台北城内,新高堂瞬时增添多位重量级的邻居。最高等级当然是一九一二年起建的台湾总督府,再往南有一九一三年兴建的专卖局(今台北菸酒公司),若往东则是一九一五年落成的台北州厅(今监察院)。

这些陆续拔地而起的厅舍,都有相似的建筑风格:大片红砖墙搭配上横式白腰带,佐以半圆拱、三角楣等西洋元素,正是大正时期当红建筑师辰野金吾的「辰野风格」。

新高堂书局在同一时期盖起同一风格的新大楼,想必早在店主人的战略盘算里。日后在他的回忆录里,也多次提及拥有总督府、新公园、台湾银行这些邻居,真的十分光采。

这样看来,一九一五年新高堂书局盖起大楼,至少打了两种算盘。

第一,这是政治关係的投资。一九一一年八月三十一日,台北遭遇编号B52号强颱袭击,府前街等城内旧区受损惨重。总督府终于找到机会扫荡旧街,提出《家屋管理规则》要求土埆厝「更新」为红砖楼。此时改建大楼,既可站上都市最荣耀的门面,更拥护台北厅的政策。厅长井村大吉向新高堂提出建议,村崎长昶没有犹豫就答应。

第二,这是空间部署的投资。一九〇五年扭转台北走向现化的「市区改正计画」,除了留下四座城门,厚度一丈二的城壁全部化为历史灰烬,台北城市空间即将出现革命,人与人的关係就要剧变。自由往来的都市,最适合快速流通的活字印刷书出没。可以想见,书籍将会人与人交会的重要媒介物,书店,必然是好的投资。

《台北城中故事》府前街与新高堂:村崎长昶的生意人生

书名:台北城中故事:重庆南路街区历史散步

出版社:左岸文化

出版时间:2019年8月7日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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